2021年10月,上海博物馆“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开幕,展览汇聚了来自法国、葡萄牙、英国、荷兰、美国、瑞士、中国七个国家十余家世界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的206件/组文物,为观众呈现全新视角的贸易陶瓷和跨文化交流特展。
这是疫情发生以来国内举办的国际博物馆界参与地区最广,参展规格极高的展览项目,是疫情之下全球博物馆力量与国际合作的精彩案例。在此次展览中,上海博物馆以全新视角和策展理念,讲述早期全球化中的中欧贸易与文化交流,汇聚重量级中外陶瓷与油画作品,倾力打造兼顾学术脉络与观赏趣味的展览。
云端看展,一段中欧陶瓷的奇幻旅程等待您的开启。
展览概述
16世纪开始,随着欧亚交通新航线的开辟,中欧贸易与交流日渐频繁。瓷器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商品之一,源源不断地输出海外,不仅见证了明清时期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发展,也记录了当时图像、设计、技术与观念的交流,是东西文化间对话与互动的载体。本展览以陶瓷为媒介,呈现当时的世界贸易和早期全球化中的东西汇融。
序章 从中东到欧洲
大航海时代之前,中东地区的中转是东方货品输入欧洲的重要路径,辗转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稀少、价格高昂,是仅供权贵阶层消费的奢侈品。展览以三件颇具传奇色彩的器物开篇,揭示中欧贸易全面成熟之前,中国瓷器自中东输入欧洲的方式。这些精美的器物不仅见证了特殊的流通历史,也开启了此后东方瓷器风行欧洲的先声。
图说: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镶嵌鎏金银座,明嘉靖(1522—1566年),鎏金银座约1583年,中国景德镇窑瓷器,德国镶嵌,连座高16.7,口径11.7厘米,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图片版权:Photo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碗内以青花装饰,碗心绘昆虫、花卉;外罩矾红,饰描金缠枝莲纹。此类矾红描金瓷碗俗称“金襴手”,以往多被认为是出口日本市场的品种,但近年的考古与调查表明,这类碗在16世纪也输入欧洲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美洲墨西哥、秘鲁和中东土耳其、伊朗等地。这件瓷碗镶嵌有德国制鎏金银座,中部饰圆雕狮头、绶带纹样,下方及底座饰线刻花卉。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中国陶瓷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这件瓷碗的精美程度又属其中的佼佼者。其主人可追溯至16世纪德国的曼德沙伊德-布兰肯海姆家族。传世品中尚有另一件与此碗同出处、同款式的器物,其银座上有一圈铭文,记述德国布兰肯海姆的埃伯哈特·冯·曼德沙伊德伯爵在1583年于奥斯曼帝国购得此碗,带回德国后加镶嵌以纪念其兄长。埃伯哈特伯爵曾于1582年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瓷碗想必是途中所得,显示了中国器物经由旅行者之手,从中东流通到欧洲的又一途径。
第一单元 中西交通
15世纪中期以降,经由中东联结东西方的传统商路颇受阻滞,欧洲船队于海上不断扩张,探寻新领地与贸易路线,席卷世界的大航海时代自此开启。
葡萄牙人最先东来,西班牙、荷兰紧随其后,瓷器作为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见证了16世纪中西贸易的展开。器物面貌的变迁也反映了17、18世纪中欧贸易主导权由葡萄牙向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渐次转移的过程。本单元汇集代表性贸易瓷器及沉船出水器物,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展现中西贸易的历史发展及贸易网络的延伸、变迁。
图说:五彩开光盆景花卉图盘,明天启—崇祯(1621—1644年),中国景德镇窑瓷器,高3.8,口径31.1,足径18.4厘米,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版权:Photo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mage source: Art Resource, NY
盘内壁以釉上彩绘进行装饰。主色调为红绿色,内壁绘莲瓣形开光,内绘杂宝及折枝花卉。盘心以不同锦缎纹饰绘画八角开光,内绘盆景花卉纹饰。中心花瓶中插满莲花,花瓶上的装饰则是螭龙衔灵芝纹饰。
克拉克瓷主要是青花产品,五彩者极为少见。此件五彩瓷盘是克拉克瓷器中的特殊产品,弥足珍贵。
图说:广彩十三行图碗,清乾隆后期(1770—1795年),中国景德镇窑瓷器,广州加彩,高15,口径36.4厘米,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图片版权:Photo ©MNAAG, Paris, dist. RMN-Grand Palais/Thierry Ollivier。
碗外壁描绘了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场景,高杆上悬挂的六国国旗,分别为荷兰、英国、瑞典、法国、奥地利、丹麦。商馆的布局紧凑,国人与外商忙碌于其中。商馆外紧邻河流,大小船只密布,十分繁忙。
这里描绘的贸易货栈,沿着城墙和珠江间的狭窄河岸而建,门面很窄,每栋建筑进深却有300米。许多外国公司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非法开发土地,所以建筑间距很难规划。模仿广东人对公司或商行的中文发音“行”,这些建筑被欧洲人称为“hongs”(洋行),这些以十三行为装饰题材的碗在西方也被称为“洋行碗”。
第二单元 中西交融
伴随着中西贸易的展开,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不断增加,从最初的异国奇珍,到17、18世纪成为日用餐具、装饰陈设,使用阶层持续扩大。中国瓷器也同时被改装、组合,以适应西方审美与需求,这一过程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创意与灵感,成为中西交流中的靓丽风景。
本单元从全新视角呈现以往贸易瓷展未曾关注的问题:西方人如何看待、接受、使用远渡重洋的东方器物?瓷器如何融入欧洲的生活方式、室内设计以及时尚风潮?东西方的器用、审美差异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图说:矾红描金加彩人物图瓶 ,清康熙(1662—1722年),中国景德镇窑瓷器,德国加彩,高27.1,口径10.5厘米,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版权:Photo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mage source: Art Resource, NY。
瓶身原以金、红彩绘花卉,是景德镇工匠仿造日本风格,烧制的“中国伊万里”瓷器。大约1729—1732年,著名彩绘师伊格纳茨·普莱斯勒为其添加了“中国趣味”风格的人物。
18世纪前期,伊格纳茨·普莱斯勒彩绘的瓷器与玻璃器是欧洲王室、主教、权贵争相追逐的收藏品。与其它彩绘师不同,普莱斯勒不隶属于特定工坊,是独立的彩绘师。他采用源自玻璃彩绘的黑色锡绘工艺,先以画笔精绘,再以钢针刮擦细节,用标志性的红、黑二彩加金,在中国及日本瓷器上绘制充满“中国趣味”的图像。
17世纪后半,欧洲出版了一些关于东方的见闻录等,如约翰·尼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等,配有插画,成为18世纪“中国趣味”风潮的灵感来源。1669年伦敦出版的版本配有霍拉的插画,也是普莱斯勒绘画的灵感来源之一。普莱斯勒以创作“中国趣味”彩绘著称,这件作品的原彩与加绘相得益彰,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
图说:五彩暗花八宝纹碗镶嵌黄金与红宝石,中国景德镇窑瓷器,明万历(1573—1620年),奥斯曼帝国镶嵌,约1570—1600年,高6,口径12厘米,英国大英博物馆,图片版权:Photo ©2021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这件碗在16世纪晚期由奥斯曼帝国宫廷匠人镶上黄金和红宝石,工匠以金丝围出与碗外壁的开光轮廓大致重合的花瓣形框,形成另一重开光。开光内以金托和花瓣形金片镶嵌七颗红宝石,宝石间以弧形金丝和金片构成的枝叶连接。开光间点缀两颗红宝石,同样搭配金花瓣和枝叶,尽显奢华。这类设计巧妙地利用了碗外壁原有的圆形开光,将奥斯曼的本地装饰风格重映在中国瓷碗上。
中东地区有为贵重器物镶嵌金丝宝石的装饰传统。托普卡比宫藏品中有许多镶有各类宝石、珍珠、金属的器物,除中国瓷器外,还有金属、玉、水晶等材质的制品。其中在瓷器上加装宝石的做法为中东地区所独有,且专属于宫廷。1877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将这件碗赠予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图说:青花博古图笔筒改装盖杯,中国景德镇窑瓷器,明崇祯(1628—1644年),英国镶嵌,银镀金,约1660—1670年,高33,底径16.9,长33厘米,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图片版权:Photo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此件器物原作为笔筒使用,流行于明末清初。外壁以青花绘博古图,描绘有几案、盆花、鼎等。笔筒外镶嵌有镀金银质配件,包括翻盖、一对把手和底座,使原本素雅的“转变期”青花笔筒摇身变为一件风格华丽的盖杯。翻盖表面的浅浮雕图案复制了瓷器本身的博古纹饰,顶端的圆雕盖钮为一头坐姿的猎犬形象。把手、底座分别饰圆雕和浅浮雕卷草纹。两只把手上又各有一头灵缇犬。镶嵌者分别在翻盖外口沿、口沿镶嵌件、两把手底部凿“WH”印记,底座底部另有罗马数字“Ⅷ”印记。
第三单元 中西交汇
东西方的贸易与交往也带来技艺及观念的交汇。陶瓷是理想的载体,见证了古老窑业技术的传播和革新,也记录了早期跨文化交流中,东西方对彼此的认识和想象。
本单元的创新之处是首次系统呈现明清时期中国陶瓷的传播与影响,精选越南、日本、中东、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等地模仿中国的产品,展现中国技艺对世界物质文明的贡献,也展示西方器物、图像为中国瓷器带来的变化和灵感。此外,更透过陶瓷图像中的异域想象,带来对图像背后的观念与思维定式的思考。
图说:釉下蓝黑彩多头兽拉丁箴言碗,17世纪中期(1630—1660年),伊朗熔块胎陶器,高19.5,口径32.5厘米,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图片版权:Photo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熔块胎陶碗,釉下蓝彩装饰,均以黑色勾勒。碗身内壁有八组花卉纹饰,碗心饰骑驴人物形象。外壁有四组纹样,每组有开光,内饰多头怪,有五个兽头及两张人脸;开光两侧有绶带及铭文:“对智者而言,天下并无新事”,但辨识困难。其余背景装饰有杂宝纹、莲纹等。器底有方框花押款。
这件器物为伊朗工匠仿制中国外销青花瓷之作。绘有相同纹饰的中国瓷器有数件传世,包括本次展览中的大英博物馆藏品、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天花板镶嵌一件瓷盘,另有一件碗出现在荷兰静物画家威廉·克莱兹·海达的作品中。可以肯定,还必有至少一件曾经抵达伊朗地区,成为制陶工匠模仿和再创造的原型。由流落世界各地的这些样本可见,订制外销瓷的图样有可能被陶工复制,并销售至不同地区。在这件陶碗上,尽管伊朗工匠忠实还原了中国外销瓷的设计,拉丁文铭文却难以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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