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见证物。青海地域辽阔，文化资源丰厚。自古以来是各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中原农耕文化和西北游牧文化交汇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青海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画卷和丰厚而独特的文化遗产。这些历史遗迹和遗物是青海古代先民长期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着先人的智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悠久历史的稀世物证，也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2月1日起，由青海省文物局联合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共同推出的《青海宝藏》特别节目陆续开始播出，今天帮女郎将带大家走近青海省国家一级文物——唐人手写羯摩经，从这件国宝中，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经卷中流淌的唐代书法艺术神韵，还可以通过其传奇的归国经历，感受到许多人的拳拳爱国之情。

　　《光明日报》1983年12月30日 情况说明

　　 这份内参记载的是1983年腊月里，发生在青海的一件大事记。那一年的寒冬，有一位爱国赤子，用一纸声明、一部经卷、一腔情怀，在我国文物保护和抢救性修复工作史中，书写了一段传世佳话。

　　 照片中这位坐姿笔挺、精神干练的中年男子名叫侯国柱，是原国民党军统组织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前夕，外出公干的侯国柱因受限于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而不得不途径印度回国。

　　 在印度加尔各答的那几天，一些爱国华人与侯国柱交谈时说到，有人要向外国人出售从敦煌流失出去的珍贵手写经卷，希望侯国柱能带回国内。深知文物分量及其归国意义之重大的侯国柱，四处奔波、几经周折，将这份在海外孤单飘零了数年的中国瑰宝，带回了原本属于它的黄土地。

　　 岳永芳 青海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侯国柱之外甥女：舅舅在兰州工作的时候，通过同学引荐给了张大千，张大千曾经到过敦煌，把敦煌经卷和敦煌壁画谈得非常神秘，谈话结束之后舅舅把敦煌的事情深深印在脑海里了。然后偶然在印度的知道经卷的存在后，找了好多专家去鉴定。确定是真迹以后，当时出了5000美金把经卷买回来了。

　　 岳永芳还记得，那时自己还年轻，时常能看到舅舅侯国柱小心谨慎，甚至有些神神秘秘的模样，一家人却不知个中缘由。

　　 侯国柱对家人再三叮咛行事说话要小心，对外也只字不提自己所藏的国宝级文物。直到过了三十多年，当岳永芳从事了文物保护相关工作，苦心学习、潜心钻研，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认识到了敦煌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了解到了敦煌文物是何其珍稀、何其重要。

　　 岳永芳 青海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侯国柱之外甥女：要把这个东西一定一定保存好，不能让别人发现，这是个宝贝。当时我们就想这就是个纸卷卷，能有多大用处，有什么宝贝的？不太理解，后来舅舅从重庆回来之后，看到捐赠文物的事宜，说也想把这个经卷捐赠给国家。

　　 在侯国柱昔日同窗好友谢尔杰和其子谢佐的积极奔走下，青海籍爱国人士珍藏有敦煌文物这件事，很快得到了青海省委省政府，以及中央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也曾多次作出指示批示，要力保文物的完好无损，敦促文物的珍藏保管工作有序开展。

　　 1984年夏天，侯国柱向青海省委省政府捐献了这份他从海外带回并保管了三十多年的敦煌手写经卷。参会的领导十分欣喜，对侯国柱赞赏有加，并特地为他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争相报道。面对众人的钦羡和夸赞，侯国柱只作了一句简单的回答：“我是中国人。”

　　 谢佐 知名学者 青海省文史研究馆 名誉馆长：侯先生当时说，这个手写经卷你要是能捐献给国家就帮忙捐了，如果捐不上去的话我就送给你，我的后人会把它当成糊窗户的纸，不了解它的价值。我就说侯先生虽然你保存了35年，但它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它是国家的东西，所以我尽量给国家推荐。

　　 岳永芳 青海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侯国柱之外甥女：当时我穿了件黄色军装，他们说穿这个衣服不合适，要给我买件新衣服。舅舅捐献时，黄静波省长接过的那一瞬间，舅舅流泪了，我也流泪了。

　　 一件稀世珍宝能馆藏于青海省博物馆，这对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而言，是何等的荣耀、何其的幸运啊！而众人不知情的是，在这部敦煌手写经卷收纳于博物馆的精品库后三十余年光景里，向公众对外开放展出的一直是经卷的仿制件，真迹从来没有露出过真容。或许正是相关部门、专家学者深知敦煌手写经卷的意义所在，不敢掉以轻心、麻痹大意，直到2021年青海省博物馆经升级改造重新开放后，在技术设备保障的情况下，才再度掀开了经卷的神秘“面纱”。

　　 李琪美 青海省博物馆 副研究官员：打开那一瞬间，天啊，心里挺震撼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瑰宝能从一个爱国人士侯先生从海外带回来，保存在我们国家，等于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文化的自信。我感到非常欣慰，当时挺震撼的。

　　 侯国柱所捐献的敦煌手写经卷名叫《羯[jié]摩经》，经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详细鉴定后，确定为真迹，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从敦煌藏经洞被盗出后下落不明。

　　 《羯摩经》是一部有关佛教戒律和忏悔内容的经典。经书长17米，书写于中国隋朝至唐朝初期，整部经卷由34张长约49厘米，宽约25厘米的纸张连接而成，全卷共有933行，16000多字手写而成。“羯摩”为梵文译音，意为“作业”。

　　 谢佐 知名学者 青海省文史研究馆 名誉馆长：那一年(1984年)春节的时候，有两位专家风尘仆仆到我家里来做鉴定，把手洗干净以后反复看，认为这个纸张属于染黄纸，当时属于皇家用的纸，另外字写得也非常工整。其中对“世”，李世民的名字没有避讳，说明经卷时间在唐太宗之前，隋唐初期，价值很高，当时他们给国家写了鉴定意见。

　　 三国两晋至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逐渐扎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隋唐时期，随着帝王对佛教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佛教的地位也日渐提升，崇佛学佛成了当时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一大主业。而作为佛教文化集大成者的敦煌，既像是一个宝库，荟萃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又像是一个传送站，向世界各地输出了盛世华夏的核心价值观。

　　 伴随着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散和传播，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使敦煌走向世界。木简、经卷、写本的再现世，无疑是中国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等等方面“万般不可思议的圣光”。

　　 谢佐 知名学者 青海省文史研究馆 名誉馆长：那时候作为佛家的“经律论”律藏里的羯摩经，佛家主张戒律，唐朝有一段时间对佛学非常盛行，甚至于韩愈那一时期一部分人崇佛达到了顶峰，但也有一部分人反对佛教，所以敦煌经卷也是崇佛的一种产物。

　　 据敦煌学有关专家讲述，《羯摩经》是现今存世不多的几卷珍贵写本之一，也是卷长最长的唐代写经。经卷从右向左以楷书竖写而成，每个字宽高约一厘米，有些字的旁边还有注释性的文字。由于年代久远，经卷上部分地方出现了磨损，但仍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从柳湾彩陶研究中心再到青海省博物馆，岳永芳工作了39年。从青涩年少的女学生，到两鬓斑白的花甲老人，她把当初对文物好奇求索的那份热忱之心，化作了研究保护珍稀国宝的毕生之力。再过两年她便要退休了，但她始终舍不得自己深爱的工作，放不下自己倾心呵护过的每一个文物，也忘不了舅舅侯国柱字字千金的叮咛。每一代人对文物都肩负有“接力棒”的时代使命，以及接过来、传下去的历史责任，这既是祖训，更是文保人镌刻于心的立身之本。

　　 岳永芳 青海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侯国柱之外甥女：敦煌经卷的捐献保护等一系列工作我们都承担了，对敦煌经卷也比较熟悉，但是下一代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来龙去脉，所以我想在退休之前把舅舅的有关照片，奖状跟敦煌经卷放在一块，让后来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有更深的了解，以后对这件敦煌经卷再展示的时候有准确的信息。

　　 李琪美 青海省博物馆 副研究官员：首先对文物要怀有敬畏之心，把我们国家的瑰宝，民族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同时在工作中我给年轻人也反复强调，一定一定文物安全是第一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祖辈、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精神，所以在取拿存放的时候，一定要安全第一。

　　 昔日封建王朝因腐败堕落而国力骤衰，才使得外力趁机入侵，烧杀掳掠，无知无能无力的权贵们被迫眼睁睁看着大量的瑰宝文物颠沛流离海外多年，难以归国。而今，中国国力日渐强盛，涵养起更深厚的文化自信，在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那些怀抱着岁月秘密的瑰宝慢慢“活起来”。

　　 曾有学者说在日本见到过这部《羯摩经》的上卷，虽身在他乡，但庆幸的是人们知道它的存在，也知道它属于谁。不止是这一部《羯摩经》，每一时代的智慧所铸就的物质遗存，都应该让人们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留痕，守得住文明根脉，相沿相续，世代传承。